旅欧随想：我从东方来

遥望古人

2014年7月的欧洲之旅，经由慕尼黑转机后第一站，是位于罗马城中的梵蒂冈。

这个不足0.44平方公里的都市中的国家，到目前还没有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据说是因为在中国教区主教的任命权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上，遥想这公元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4月12日，从这里接受罗马教皇的委派，启程漂洋过海前往中国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一个是罗怀中(Giuseppe Da Costa，1679-1747，字子敬，助理修士，意大利人)。

这两个年轻的天主教传教士前往中国的时候，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处于岌岌可危的边沿，史称“礼仪之争”。这个时候，在中国，一个老人也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这个殿堂里的教皇传出来的最后决定。

天主教在中国被统治阶层接纳，源于明朝末期。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那时候，传教士利玛窦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加入天主教的信徒保留“信祖宗”的权力，这个折中的办法也被中国的统治阶层所接纳。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清朝统治阶层甚至接纳了一些传教士在朝中为官，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中国也从大批来华的传教士那里，感受到世界进步的步伐声。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康熙末年。

期间，逐步演变起来的“礼仪之争”，起源于入华传教晚于耶稣会的天主教多明我会，这派天主教的高级神甫，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其时，面对日益强大的天主教传播，康熙皇帝再次受到了阁僚的压力，他们认为，这样子发展下去，率土之滨可能都不是皇家的子民了。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可以感受到贵为天子的康熙皇帝内心的那份不舍，他能掂量出西方文明中科技进步的力量，所以，他一方面投书给罗马教廷，希望能够保持原有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政策，同时，这个老人再次向罗马教廷提出希望，能再派一些“西洋实用人才”--有技术特长的传教士来华。

郎世宁和罗怀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程的，他俩一个是西洋画家，一个是那不勒斯的著名外科医生。

这次的远行几乎历时一年，同年八月先到印度，再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离开印度，经过了几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九日到达澳门。其时的广东巡抚杨琳把他们的到来向康熙皇帝折奏：“七月十九日，在香山澳本澳商人从小西洋贸易，船回澳门，搭载西洋人郎宁石(即指郎世宁)、罗怀中二名，奴才于八月初六日传至广州。”康熙在此奏折上批复：“知道了，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罗怀中与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年底进京面圣。罗怀中因“以精明外科医理，奉召进京，内廷行走。”罗怀中以“扈从御医”的身份一直为皇家以及王公贵族诊病。郎世宁日后的名气更大，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宫廷画师。

这一年，离康熙去世只有7年。两位传教士到华的这一年，梵蒂冈就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已经做出了决定。公元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认为，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再次颁布“自登基之日”(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决定为“礼仪之争”画上了句号。但是，这一决定被康熙看到时，已经晚了六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之后雍正帝载此下令禁教。而雍乾时期，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书归正传，这个故事中的传教士罗怀中，于1733年向雍正皇帝进献了三款“西洋葡萄药酒”以及说贴，作为康熙和雍正的扈从医师，可以内廷行走的他，第一次将西洋的葡萄酒和中国的养生本草融合在一起。

水城的大人物

第二站是威尼斯。

美丽水城威尼斯的筑城史是伟大的，更伟大之处在于，这里出了一个伟大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 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化身，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寻找葡萄酒的灵魂

第三站，进入法国，感受葡萄酒的魅力。

从威尼斯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取道奥地利沿着阿尔卑斯山麓的北侧一路向西，进入法国的第一站，就是勃艮第，我们将入住勃艮第的省府第戎市。这是一个午后，疾驰的客车似乎一直在追着太阳前行，忽然想到了“夸父逐日”的典故。

在葡萄酒圈子里有一句话，波尔多的酒是世界的，勃艮第的酒是法国王室的。

与举世闻名的波尔多比较起来，勃艮第不仅是法国最为古老，而且也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同时更是全世界红葡萄酒产地中最为常见的主要发源地。

勃艮第产区的葡萄酒品质享誉世界，其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这是距离巴黎最近的葡萄酒产区，法国皇室的葡萄园多位于这个产区;其二，勃艮第葡萄酒的新生，跟修道士颇有渊源，罗马帝国的倒台之后，葡萄园成为修道院的财产，宗教因素的介入，使得葡萄酒酿造技术的改善大有益处，因为在天主教中，葡萄酒象征基督的血液，人们反对在葡萄酒中加入水或其他物质，他们认为“基督的血液”是不可以被稀释和破坏的!于是，修道士们加入到制酒行业中，并且制定了葡萄栽培和酿造的技术标准。

天主教西多隐修会则是推动勃艮第葡萄酒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时，西多隐修院的修士们所得到的土地非常贫瘠，不适宜种植粮食。唯一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只有葡萄。随着时光流逝，修士们发现不同土质中长出的葡萄品质也不同。他们根据这一发现，开始划分土地。种植和酿造不同的葡萄酒，每个修道院都有葡萄酒制作的独特经验，虽然许多神职人员有关葡萄酒的著作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毁，但流传下的经验仍可教导后人如何产出真正的勃艮第葡萄酒。

“罗曼尼康帝现在的盛名不过是西多会修士们的劳动成果而已”，奥贝尔·德维兰(Aubert de Villaine)——罗曼尼康帝酒庄的共同管理人这样解释道，“是他们率先种植了黑皮诺(Pinot Noir)，在土地上进行耕作，并且建立起了一整套直到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合理的勃艮第产区分级制度”。

从这样的描述中，你已经可以读懂葡萄酒的真谛和灵魂了，那就是专注和用心。

我从东方来

我们无从知道传教士罗怀中进献给雍正皇帝的“西洋葡萄药酒”是什么成色和口味，但是，我们从史料中获知，罗怀中的用意在于给皇帝“进补”。今天的本草红酒事业，除去现代制药和酿造技术的优势之外，其立意依旧是为消费者提供一款精良的强身健体的酒饮料。

百利生的商标英文为“PLAINSONG”，“百利生”的名字令人遐想。佛家有语“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百利生蕴含了“百草利生”和“利生为业”的喻意;

“Plainsong”本意是天主教教堂祈祷中使用的“简单而优美”的歌曲，称为“素歌”或“圣歌”，歌词大都是《旧约.诗篇》中的散文;Plainsong“素歌”有传递福音的意思，与中文“百利生”谐音;百利生取用英文用“Plainsong”，也是为了纪念1733年七月初六为雍正皇帝配置了“西洋葡萄药酒”的耶稣会传教士洋御医罗怀中，这是中国草药第一次与红酒的圆融。

历史已经走过了280年，本草红酒希望在东方生根开花，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人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最希望获得的是精神的力量，从梵蒂冈走出去的传教士们，从马可波罗带给欧洲的世界视野，从勃艮第葡萄园感受到的力量，无一不在唤醒内心的一种勇气，这种力量就是夸父逐日般的“梦想”。